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丞相冢之纷争群情汹汹，不少非专业人士或疑似专业人士及具有专业身份的人士各抒已见，使问题日益复杂化。

本人关注到比较有意思的是关于DNA鉴定的问题，消息公布之初，本人就提到DNA研究的可能性，但未把DNA研究置于身份鉴别的目的下，而是更关注它的人类学意义。

随着质疑声浪渐涨，相关人士开始提出以DNA与直系后代比较，来确定墓主身份。让人感到遗憾的是，似乎这种方法还得到部分业内人士的赞同。此方案之不可行非常显明，首先，要找到丞相的直系后代几乎不可能，所谓家谱，越往前追溯便越不可信，1800年的时间跨度太长；既使我们能够确信地找到丞相的直系后代，现在的DNA研究技术也很难对他们的遗传关系进行判定。因为当前对古DNA的遗传研究主要是对古代线粒体DN ** 断的研究，而线粒体DNA是严格母系遗传的，按照这种研究去对父系传承的家谱做对比，完全是南辕北辙。

当然，并不是父系遗传就不可研究，Y染色体DNA就是严格父系遗传的，但由于古代Y染色体DNA的难于提取、难于扩增，目前还很难应用到遗传关系的判定上。

实际上，用尸骨古DNA与在世者DNA进行比较来判定遗传关系已有成功先例，那就是1979年发现的叶卡捷琳堡墓葬被确定为沙皇家族。通过遗骨线粒体DNA与在世的英皇室菲利普亲王的线粒体DNA进行对比，考古学家最终在1993年认定了墓主的身份就是沙皇尼古拉斯二世家族。这一研究成功的关键就在于线粒体DNA的成功提取与明晰可靠的皇室家谱。这或许可以给我们一点启示。

有专家提到的丞相冢遗骨与曹植遗骨的DNA比较，相对前面的方法来讲要靠谱得多，研究途径大概不外乎以下几种：一是父子DNA的Y染色体DNA比对，鉴于这一方法没有成功先例（至少本人没有看到），况且曹植遗骨出土已经半个多世纪，恐怕已经很难成功提取和扩增Y染色体DNA；二是假设丞相冢中的女性尸骨有可能为曹植生母卞氏（仅仅是假设，从目前的信息来看，基本不可能是卞氏），则可以对他们的线粒体DNA进行比对；三是其它核DNA的研究，同样地难于提取和扩增，希望也渺茫。

总之，古DNA研究近年在考古学中已经得到了广泛应用，但是一般公众，甚至一些专业考古人士也对其一知半解，因此对其产生了许多不符合实际的期望。墓主身份的判别需要综合各方面的信息，依靠更多文献的证据，全面整理研究出土材料与背景信息，综合近年来汉魏考古的发现，我想完全可以得出更令人信服的学术结论。

标签： 考古

这篇文章发布于 2010年01月2日，星期六，8:36 下午，归类于 杂言。 您可以跟踪这篇文章的评论通过 RSS 2.0 feed。 您可以留下评论，或者从您的站点trackback。